Tuesday, September 27, 2005
寿文颖——人生求学之路
寿文颖——人生求学之路
我常常想，当年出国留学，我凭什么在全世界83个国家286名考生只取4名的激烈竞争中胜出？尤其是两年前一位二中的学妹求我写推荐信，我收到她的履历表，为她的成绩惊叹：杭二中连续三年全年级第一，曾代表学校到英国交流；清华时又是一等奖学金获得者，而到后来竟没有得到美国任何一所大学的奖学金（最后她被香港中文大学录取）——我想那是命运的恩赐。
父母一切的一切的努力，都是为了我将来出国作准备
还是从童年说起吧。童年、少年生活对于我，像一个朦胧迷糊的梦魇，那是指我的家庭生活环境——外公被打成右派，自杀；外婆在“文革”中被逼致疯，我看惯了父母的愁容、叹息与奋争……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
因此，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教我数学和写作。而当我的作文在比赛中获奖后，母亲便“放”了我，说我的写作可以了，让我在数理化上多下功夫。说学好数理化英语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为节约我的时间,她甚至在紧要关头如数学竞赛、高考前夕，模仿我的笔迹替我做随笔、周记这些作业来应付老师。
他们一切的一切的努力，都是为了我将来出国作准备。
我一开始不懂，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玩，家里几乎没有玩具。他们还不允许我到邻居家看电视（除“动物世界”外）。
哪怕在西湖边，我也从来没有玩痛快过：妈妈不是要我背唐诗，就是要我描述西湖景色。
有“反叛”精神的我便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背着他们玩。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前，我实在想看妈妈的《小说选刊》，可是父母把杂志好好地锁在他们的房间里。我注意到他们的门上面三分之一是可以活动的，于是趁他们不注意翻门而入。在他们回来之前，我把杂志按原样放回。第二天的语文考试我居然考了全班第一。
我并不是不喜欢学习，但是我的兴趣绝对不只局限在学习上。我也任性：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不做。比方，我喜欢读历史故事，但是讨厌背时间地点，因此我历史总是勉强及格。我对地理更是不喜欢，在地理课里做数学题——数学对我像块磁铁一样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是我唯一的玩具。
有时，我会花一星期做一道“趣味数学”题，做出来的那种甜蜜是很难形容的。另外，我每做出一道附加题，父母奖我一分钱。我当时有很强的愿望扩大我的金库——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潜意识地认为有钱是件好事——否则，葛朗台为什么要那么千方百计地节省钱呢。
我数学题做得越多，对数学越喜欢。看到妈妈如此精打细算地维持家庭经济（有时为了一角钱浪费一小时），我便把我的金库“捐”给了家库。有一天我对妈妈说：“这钱，你留着吧。你哪怕不给我钱，我也会做数学题的。”妈妈说：“怎么我女儿突然长大了？”
但是，不管我如何痴迷数学，在省市的数学竞赛上却没有得过奖，这在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，以至于后来我高考时便没有选数学专业。到美国后，打听到有很多杰出的数学家，竞赛中都没得奖。同样，很多竞赛中得奖者，事业也只不过平平而已。这是因为研究和竞赛有本质上的区别：竞赛主要考速度，而研究则考验文献的吸收能力及融会贯通的运用能力、创造力、耐久力（很多课题是几年锲而不舍的劳动结果）、联想探索思维等等。这都是后话了。
如果考砸了，那一定是命运给你另一次机会
1988年4月，学校要保送我去西安交大、华东师大。很多人羡慕我，可我犹豫后选择了放弃。因为我要进的是北大或者复旦。那个酷夏似乎有意跟我过不去：这年省略了黄梅天，从6月上旬开始，天天烈日高照，到7月5日晚我突然高烧达39摄氏度。心急如焚的母亲连忙带我去看急诊。
天热得没一点儿风。母亲整夜陪在我身边。我望着暗夜深处，心里真后悔：我想如果去了保送的学校，就不用面临这种困境了。我问母亲考砸了怎么办？因为我知道，我是她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精神支柱。妈妈掩饰住内心的焦虑，安慰我说能考好的，还说如果考砸了，那一定是命运给你另一次机会。
这里我要插一句：知道原西湖之声主持人东方月吗？她是我初中同桌，才华横溢的她当年因为数理化没考上大学，现在她不是很成功吗？前年我们在纽约见面曾谈及中国教育的一些弊端。
爸爸陪着我天天打了青霉素去高考，回来再去医院。最后我以600分的成绩进入第一志愿：复旦大学遗传工程系。一来我对细胞分裂和生物遗传有强大的兴趣，再者，父母打听此系出国的人很多。
赴沪前妈妈忙起来了：她给我做了几套新衣服。她笑着说，女儿长大了，该找男朋友了，得穿得好点了。
我说妈妈说哪里去了？我才不要呢！她说我不是说笑话，你心高气傲，进的是南方第一高等学府，碰到你认为好的男孩追不用拒绝，不然以后到单位里，未必找得到那么称心纯洁的伴侣。
她见我用手指塞耳跺脚说不听不听便幽默地说：只怕到时候由不得你了。说着她脸色一紧严肃地说，只是在没有结婚以前，不得越轨。恋爱可以是促进剂，也足可以毁掉你的事业。我牢记母亲的训诫，无论与哪一任男友，我都恪守少女的传统道德，直到披上新娘的婚纱。
复旦就是荒野，用大风大雨来考验哪棵树会活下来
复旦大学的头两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两年，因为家庭经济拮据，食堂里吃得节约，半夜经常饿肚子，这且不说。那段时间，出国这件事由当初父母的希望变成了我自己的强烈愿望。生工系又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学生，而且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想出国，因此竞争相当激烈。
我在二中也算不上尖子（哪怕不计历史和地理，我总分也从来没有名列班级前三名过），但复旦和二中很不一样：二中用的是“转弱为强”的方针，而复旦却是“强者胜，弱者亡”的筛选哲学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，如果二中是花园，把小树培育成大树，那么复旦就是荒野，用大风大雨来考验哪棵树会活下来。记得我在实验室打破一只烧杯，老师马上说：“你不是做实验的料。”如果现在这个老师得知我的生物实验使我得到了博士学位，他会怎么想呢？
在强烈的出国愿望指使下，我去寻找学习英语机会。听说复旦教我的英语老师在开私人托福班，我便去旁听。我知道要另外缴费，可我缴不起。我便打听到上课时间，坐在教室里的第一排（因为那儿正好有个空位置）。他一眼就看到了我，但不说什么。课后，他也不问我。正巧妈妈在上海的朋友送了我一瓶奶粉，我便把奶粉带去给他。他微微一笑，说了声谢谢。他对我心照不宣的容纳使我很感激。
对英语快速阅读和听力上的投资使我在其他课上力不从心。我开始对科学失去了热爱。记得我的化学总在“优”和“良”之间徘徊，我去找老师，对她说我在这儿绝望到连羞耻感都没有了——我要靠这个分数出国的。我对物理和计算机老师也诉了同样的苦。后来，我化学，物理，计算机都得了“优”。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是因为我真的考得好，还是他们为了我的前途而宽容了我。
在复旦的第二年，母亲替我联系了一个老师让我提高实验技术。在等她的时候，我认识了第一任男友。他正好在做实验，我被他漂亮的实验技术折服。从此他成了我的老师。而我的生活也随之改善。他对我很慷慨，经常给我买酸奶喝。我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。但我们相处只有一年时间。
我出国时，我们讨论怎么办？他是个从四明山走出来的农专毕业的农家孩子，因为一项实验引起复旦的重视，被邀请到复旦做课题，英语是他的薄弱环节。而那时他的一项成果又出来了，如果我与他结婚，他三个月后就可赴美当陪读。但仅是陪读而已。他的英语在美国是难行的，还有他的研究专项，在美国也不吃香。于是我们说好当朋友，让命运来决定归宿。
我紧锣密鼓地拿出了托福633分的成绩，接着申请美国大学。那是要申请费的：一般起码要20美元。而且得同时申请几所学校。这笔钱不是一个拮据的家庭能承担的。我抱定宗旨不付：我去信申请，讲明自己经济条件差，要求免去。我想一个学校如果对申请费看得比学生才华更重，那不会是好学校。
同时我还需要教授的推荐信。一个我熟悉的外籍教授去了上海电视台。我要信很急，打电话去却都是忙音。说明他在家。我便骑车前往。那是横贯上海的。谁知，一敲门，这花老外正与一位中国姑娘谈恋爱。他不客气地说：你知道我们的习惯，应该先来电话联系。今天我恕不接待！
应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，一个打错的电话让我联系上了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教授，他是复旦的访问学者，真像是一个冥冥中的秘密使者从天而降。他建议我去考美国加州的POMONA大学，因为那里的老师擅长本科教育。之前我还从来没听到过那个学校的名字，会是好学校吗？他解释美国有两类大学，一类只有本科，一类有本科和博士科。POMONA是本科学校中排前5名的。
我知道本科获奖学金机会很少，但只要能离开这儿，我什么美国学校都愿意去。因此我申请了。我申请的所有学校中，POMONA是唯一录取我并给我全奖（包括学费和生活费）的学校。后来我一直在思考它录取我的原因。我认为，美国的大学既看重分数，但更看重一种不同于众的东西：也许是我的一篇有独特见解的小论文获得他们的青睐，也许我早就练就的文笔也帮了我的忙，他们出了两个考题：《描述一下你自己，让我们像看到你一样》、《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哪一种科学对人类发展起了重大作用》，还有，也许我实事求是不掩饰自己的弱点也使他们感到我值得信任。
这样，我终于如愿以偿了。
对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是，POMONA拯救了我的科学精神到
POMONA后，渐渐地我意识到命运给我的唯一选择正好是最好的选择。那儿的老师都是声名卓著的科学家，他们治学严谨而又和蔼可亲。他们谦恭有礼，平易近人，头上没有那种成就的光环，身上没有不可一世的傲气。他们把教育看做是一种艺术。在他们的,陶下，我对科学的热爱复活了，并且对实验不再害怕。我记得我是如何地向往上课。早晨一起来，我就想，“今天又可以去上数学（或化学，或生物）课了！”
POMONA每年请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给我们作专题讲座。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那堂课：《热爱科学，看淡名利》。这位女科学家眼睛里闪射出那种对工作的热爱，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得诺贝尔奖时的诚恳与坦然，在我心里激起巨大反响。我被她迷住了。我在那里拼命念书，一则我爱学新的东西，二则我想让POMONA感到他们没在我身上枉费那么多奖学金，三则我想补回在复旦欠的科学债。
后来又有两个中国学生被POMONA录取，其中一个似乎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得过奖，但是他们成绩相当一般。在这之后， POMONA对中国学生收得就少了。我想，也许，目标仅放在“出国”的学生，一出国他们便没有动力了？最后，我在POMONA三年后获双学位（数学和分子生物学），以最佳学生的荣誉毕业。
而对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是，POMONA拯救了我和我的科学精神。直到现在，我每年给他们捐款，并且不管多忙，一年为他们义务劳动两三次。
在POMONA我认识了尤西。他一米八的个子，粗眉大眼，三岁随父母从台湾迁居美国。他父母见我会背唐诗宋词，羡慕得不得了，怪自己儿子连中文都识不了几个。邀我常去他家，给他们的宝贝儿子一点中国文化的影响。而尤西对这些没有兴趣，他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进洛杉矶球队。暑假，他提议由他开车去北加州旅游。那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旅游。晚上，我们在帐篷里并排躺下。他躺下后又坐起拿了件衣服隔在中间，说他知道中国的传统习惯，那股认真劲儿把我逗笑了。正想睡去，他却抓住我，俯到我耳边轻轻说他爱我。我挣开他：“不!你是个球坛明星，我热爱科学，我们的爱好不一样。我们只能成为好朋友。”
旅途结束我走下他的车时，他问我,你爱科学，是不？我点了点头。于是我认识了马克——我的第二任男友。
尤西事先没通知我，只是请我周末聚会。认识不认识的一共六人。时间不知不觉过去，我频频注视尤西，按惯例，是该他送我回校的。可他一反平时，倒是我沉不住气了，他似乎有点吃惊地说：“呀，这么迟了!”接着嘴角露出狡黠的笑，向马克挤了挤眼，“能劳驾你送寿小姐回校吗？”马克微笑地打开了他的车门。我刚跨进车，尤西探过头，低声说：“你不是喜欢科学吗，他是才子，加理的高才生……”
当我合上眼睛的时候，我能对自己说，我没有浪费我的生命
POMONA毕业后，哈佛、耶鲁等大学都免试录取了我。因为马克在加州理工学院，他坚持要我去加理。再者，加理是个很优秀的学校，因此我去那里的生物系做研究生。好笑的是一年后我们就吹了。
马克是个弃儿，养母常酗酒，他是在缺少爱的环境里长大的。父亲来美参加毕业典礼，住在他这里，他毫无节制地玩电子游戏到凌晨，然后睡到近午。起来问父亲早上吃什么？父亲肚子早咕咕叫，可中国的客套使他说你忙你的吧。他果真去忙自己的没了踪影。父亲承认有文化差异，但认为在缺少爱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懂得关心别人，后来我进了加理，与他接触多了，感到确实是这样。于是我们吹了。
在加理，有段时间，我的课题进行得很不好。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我从来没有尝到过那种压抑：每天看着钟，等着它指向5点便逃回家。研究和上课是完全不同的：研究没有期中期末考试，但每天都是一种不同的考验。我一向认为自己的意志力很坚强，根本没料到我居然也会那么脆弱。科学研究使我认识到我的弱点。
就在那时，我看到加理有跳舞课，想与其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，还不如去学点跳舞——我一直想学，但从来没有机会。而且，我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成家了，待在实验室是碰不到好郎君的。很偶然，我在跳舞课上认识了一个物理系的研究生，他也是因为课题进行得不好用跳舞来逃避。几年后，我们这一对“难友”结成夫妻。
我当时非常喜欢跳舞，但跳舞的欢乐是极短暂的。一结束，科学研究的压抑感重又笼罩着我。后来，在老板和合作者的帮助下，我课题有了苗头，便根本没有时间或心思再去跳舞。仅一年之后，课题便出了成果，我们的文章在《细胞》杂志上发表。这个成果还使得我的论文在加理获得“最佳生物论文” 奖。科学研究，慢起来很慢，快起来倒也很快。
有时总是想，科学和我好像是父母替我定的“娃娃亲”。我遵照父母的愿望，成了科学家。后来，科学又成了我得到自由的跳板。如果父母让我像美国孩子一样自然发展，我会选择科学吗？也许，我会成为作家，或戏剧家？
我问我老板他父母小时候管不管他的，他说从来不管。对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，他在他父亲开的机械店里工作了一个夏天，父亲让他干的工作是，把一个螺丝拧到一个孔里，就这样重复8小时。有一天，他对自己说，“我不能看钟，因为一看钟，我会意识到时间过得那么慢。”他忍着不看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，一看才早晨9点，他便哭了。他说，这种工作做过之后，你会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是一种莫大的享受——因为每天都在变化。我问他研究科学是为什么，他承认在加理当教授满足了他一定的荣耀心，但是他绝对不是光为了荣耀或自由做科学——对于他来说，科学那么有趣，因为大自然无奇不有。
加理毕业前，我绿卡已经拿到了。我问自己，“我有基本的自由了，现在该做什么呢？”说实话，赚大钱对我的诱惑力并不小：我多么想在旧金山置房安家，我还想周游世界，还想把钱捐给我的母校们，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以及世界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基金会。看看周围很多同年龄的人都开始给公司做，买房子，养孩子，开始稳定的生活。但是基于对科学的热爱与对自由的向往，我选了个“清水衙门”，和一条冒险性大的路：博士后研究，而且和新婚的丈夫两海岸分居。
父母也反对我去纽约，他们建议可以在加州的名牌大学做博士后。但我认为我必须进入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历练，且乐可菲尔又是与加理完全不同的名校，开阔视野博采众长有利于我的科学研究。我决定背水一战，研究数学与生物结合。我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。如果成功——我会成为一个独特的科学家。那么我可以当助教授——那样，我就成为实验室老板，便不用在人之下——可以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吧。如果失败，那么我赔进去的将是一生中最可珍贵的年华。
我常想，如果我做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，那么我会多幸福。仔细想来，我其实对钱不是看得很重，我绝对不会穷的。那么在这个之上，有多少富都是相对的，但我希望我的一生充实。当我合上眼睛的时候，我能对自己说，我没有浪费我的生命，因为我的生命已经转成发现大自然的秘密。因为大自然是永恒的，那么我也永恒了。哪怕别人不知道我的名字。
我之所以说这些，是因为我想让学弟学妹们知道求学之路上的曲折并不可怕，一时的堕落和脆弱也不可怕——它们都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，重要的是不断地学习到一点东西，从中成长起来。 ¶ 11:30 PM
我常常想，当年出国留学，我凭什么在全世界83个国家286名考生只取4名的激烈竞争中胜出？尤其是两年前一位二中的学妹求我写推荐信，我收到她的履历表，为她的成绩惊叹：杭二中连续三年全年级第一，曾代表学校到英国交流；清华时又是一等奖学金获得者，而到后来竟没有得到美国任何一所大学的奖学金（最后她被香港中文大学录取）——我想那是命运的恩赐。
父母一切的一切的努力，都是为了我将来出国作准备
还是从童年说起吧。童年、少年生活对于我，像一个朦胧迷糊的梦魇，那是指我的家庭生活环境——外公被打成右派，自杀；外婆在“文革”中被逼致疯，我看惯了父母的愁容、叹息与奋争……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
因此，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教我数学和写作。而当我的作文在比赛中获奖后，母亲便“放”了我，说我的写作可以了，让我在数理化上多下功夫。说学好数理化英语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为节约我的时间,她甚至在紧要关头如数学竞赛、高考前夕，模仿我的笔迹替我做随笔、周记这些作业来应付老师。
他们一切的一切的努力，都是为了我将来出国作准备。
我一开始不懂，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玩，家里几乎没有玩具。他们还不允许我到邻居家看电视（除“动物世界”外）。
哪怕在西湖边，我也从来没有玩痛快过：妈妈不是要我背唐诗，就是要我描述西湖景色。
有“反叛”精神的我便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背着他们玩。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前，我实在想看妈妈的《小说选刊》，可是父母把杂志好好地锁在他们的房间里。我注意到他们的门上面三分之一是可以活动的，于是趁他们不注意翻门而入。在他们回来之前，我把杂志按原样放回。第二天的语文考试我居然考了全班第一。
我并不是不喜欢学习，但是我的兴趣绝对不只局限在学习上。我也任性：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不做。比方，我喜欢读历史故事，但是讨厌背时间地点，因此我历史总是勉强及格。我对地理更是不喜欢，在地理课里做数学题——数学对我像块磁铁一样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是我唯一的玩具。
有时，我会花一星期做一道“趣味数学”题，做出来的那种甜蜜是很难形容的。另外，我每做出一道附加题，父母奖我一分钱。我当时有很强的愿望扩大我的金库——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潜意识地认为有钱是件好事——否则，葛朗台为什么要那么千方百计地节省钱呢。
我数学题做得越多，对数学越喜欢。看到妈妈如此精打细算地维持家庭经济（有时为了一角钱浪费一小时），我便把我的金库“捐”给了家库。有一天我对妈妈说：“这钱，你留着吧。你哪怕不给我钱，我也会做数学题的。”妈妈说：“怎么我女儿突然长大了？”
但是，不管我如何痴迷数学，在省市的数学竞赛上却没有得过奖，这在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，以至于后来我高考时便没有选数学专业。到美国后，打听到有很多杰出的数学家，竞赛中都没得奖。同样，很多竞赛中得奖者，事业也只不过平平而已。这是因为研究和竞赛有本质上的区别：竞赛主要考速度，而研究则考验文献的吸收能力及融会贯通的运用能力、创造力、耐久力（很多课题是几年锲而不舍的劳动结果）、联想探索思维等等。这都是后话了。
如果考砸了，那一定是命运给你另一次机会
1988年4月，学校要保送我去西安交大、华东师大。很多人羡慕我，可我犹豫后选择了放弃。因为我要进的是北大或者复旦。那个酷夏似乎有意跟我过不去：这年省略了黄梅天，从6月上旬开始，天天烈日高照，到7月5日晚我突然高烧达39摄氏度。心急如焚的母亲连忙带我去看急诊。
天热得没一点儿风。母亲整夜陪在我身边。我望着暗夜深处，心里真后悔：我想如果去了保送的学校，就不用面临这种困境了。我问母亲考砸了怎么办？因为我知道，我是她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精神支柱。妈妈掩饰住内心的焦虑，安慰我说能考好的，还说如果考砸了，那一定是命运给你另一次机会。
这里我要插一句：知道原西湖之声主持人东方月吗？她是我初中同桌，才华横溢的她当年因为数理化没考上大学，现在她不是很成功吗？前年我们在纽约见面曾谈及中国教育的一些弊端。
爸爸陪着我天天打了青霉素去高考，回来再去医院。最后我以600分的成绩进入第一志愿：复旦大学遗传工程系。一来我对细胞分裂和生物遗传有强大的兴趣，再者，父母打听此系出国的人很多。
赴沪前妈妈忙起来了：她给我做了几套新衣服。她笑着说，女儿长大了，该找男朋友了，得穿得好点了。
我说妈妈说哪里去了？我才不要呢！她说我不是说笑话，你心高气傲，进的是南方第一高等学府，碰到你认为好的男孩追不用拒绝，不然以后到单位里，未必找得到那么称心纯洁的伴侣。
她见我用手指塞耳跺脚说不听不听便幽默地说：只怕到时候由不得你了。说着她脸色一紧严肃地说，只是在没有结婚以前，不得越轨。恋爱可以是促进剂，也足可以毁掉你的事业。我牢记母亲的训诫，无论与哪一任男友，我都恪守少女的传统道德，直到披上新娘的婚纱。
复旦就是荒野，用大风大雨来考验哪棵树会活下来
复旦大学的头两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两年，因为家庭经济拮据，食堂里吃得节约，半夜经常饿肚子，这且不说。那段时间，出国这件事由当初父母的希望变成了我自己的强烈愿望。生工系又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学生，而且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想出国，因此竞争相当激烈。
我在二中也算不上尖子（哪怕不计历史和地理，我总分也从来没有名列班级前三名过），但复旦和二中很不一样：二中用的是“转弱为强”的方针，而复旦却是“强者胜，弱者亡”的筛选哲学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，如果二中是花园，把小树培育成大树，那么复旦就是荒野，用大风大雨来考验哪棵树会活下来。记得我在实验室打破一只烧杯，老师马上说：“你不是做实验的料。”如果现在这个老师得知我的生物实验使我得到了博士学位，他会怎么想呢？
在强烈的出国愿望指使下，我去寻找学习英语机会。听说复旦教我的英语老师在开私人托福班，我便去旁听。我知道要另外缴费，可我缴不起。我便打听到上课时间，坐在教室里的第一排（因为那儿正好有个空位置）。他一眼就看到了我，但不说什么。课后，他也不问我。正巧妈妈在上海的朋友送了我一瓶奶粉，我便把奶粉带去给他。他微微一笑，说了声谢谢。他对我心照不宣的容纳使我很感激。
对英语快速阅读和听力上的投资使我在其他课上力不从心。我开始对科学失去了热爱。记得我的化学总在“优”和“良”之间徘徊，我去找老师，对她说我在这儿绝望到连羞耻感都没有了——我要靠这个分数出国的。我对物理和计算机老师也诉了同样的苦。后来，我化学，物理，计算机都得了“优”。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是因为我真的考得好，还是他们为了我的前途而宽容了我。
在复旦的第二年，母亲替我联系了一个老师让我提高实验技术。在等她的时候，我认识了第一任男友。他正好在做实验，我被他漂亮的实验技术折服。从此他成了我的老师。而我的生活也随之改善。他对我很慷慨，经常给我买酸奶喝。我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。但我们相处只有一年时间。
我出国时，我们讨论怎么办？他是个从四明山走出来的农专毕业的农家孩子，因为一项实验引起复旦的重视，被邀请到复旦做课题，英语是他的薄弱环节。而那时他的一项成果又出来了，如果我与他结婚，他三个月后就可赴美当陪读。但仅是陪读而已。他的英语在美国是难行的，还有他的研究专项，在美国也不吃香。于是我们说好当朋友，让命运来决定归宿。
我紧锣密鼓地拿出了托福633分的成绩，接着申请美国大学。那是要申请费的：一般起码要20美元。而且得同时申请几所学校。这笔钱不是一个拮据的家庭能承担的。我抱定宗旨不付：我去信申请，讲明自己经济条件差，要求免去。我想一个学校如果对申请费看得比学生才华更重，那不会是好学校。
同时我还需要教授的推荐信。一个我熟悉的外籍教授去了上海电视台。我要信很急，打电话去却都是忙音。说明他在家。我便骑车前往。那是横贯上海的。谁知，一敲门，这花老外正与一位中国姑娘谈恋爱。他不客气地说：你知道我们的习惯，应该先来电话联系。今天我恕不接待！
应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，一个打错的电话让我联系上了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教授，他是复旦的访问学者，真像是一个冥冥中的秘密使者从天而降。他建议我去考美国加州的POMONA大学，因为那里的老师擅长本科教育。之前我还从来没听到过那个学校的名字，会是好学校吗？他解释美国有两类大学，一类只有本科，一类有本科和博士科。POMONA是本科学校中排前5名的。
我知道本科获奖学金机会很少，但只要能离开这儿，我什么美国学校都愿意去。因此我申请了。我申请的所有学校中，POMONA是唯一录取我并给我全奖（包括学费和生活费）的学校。后来我一直在思考它录取我的原因。我认为，美国的大学既看重分数，但更看重一种不同于众的东西：也许是我的一篇有独特见解的小论文获得他们的青睐，也许我早就练就的文笔也帮了我的忙，他们出了两个考题：《描述一下你自己，让我们像看到你一样》、《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哪一种科学对人类发展起了重大作用》，还有，也许我实事求是不掩饰自己的弱点也使他们感到我值得信任。
这样，我终于如愿以偿了。
对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是，POMONA拯救了我的科学精神到
POMONA后，渐渐地我意识到命运给我的唯一选择正好是最好的选择。那儿的老师都是声名卓著的科学家，他们治学严谨而又和蔼可亲。他们谦恭有礼，平易近人，头上没有那种成就的光环，身上没有不可一世的傲气。他们把教育看做是一种艺术。在他们的,陶下，我对科学的热爱复活了，并且对实验不再害怕。我记得我是如何地向往上课。早晨一起来，我就想，“今天又可以去上数学（或化学，或生物）课了！”
POMONA每年请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给我们作专题讲座。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那堂课：《热爱科学，看淡名利》。这位女科学家眼睛里闪射出那种对工作的热爱，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得诺贝尔奖时的诚恳与坦然，在我心里激起巨大反响。我被她迷住了。我在那里拼命念书，一则我爱学新的东西，二则我想让POMONA感到他们没在我身上枉费那么多奖学金，三则我想补回在复旦欠的科学债。
后来又有两个中国学生被POMONA录取，其中一个似乎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得过奖，但是他们成绩相当一般。在这之后， POMONA对中国学生收得就少了。我想，也许，目标仅放在“出国”的学生，一出国他们便没有动力了？最后，我在POMONA三年后获双学位（数学和分子生物学），以最佳学生的荣誉毕业。
而对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是，POMONA拯救了我和我的科学精神。直到现在，我每年给他们捐款，并且不管多忙，一年为他们义务劳动两三次。
在POMONA我认识了尤西。他一米八的个子，粗眉大眼，三岁随父母从台湾迁居美国。他父母见我会背唐诗宋词，羡慕得不得了，怪自己儿子连中文都识不了几个。邀我常去他家，给他们的宝贝儿子一点中国文化的影响。而尤西对这些没有兴趣，他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进洛杉矶球队。暑假，他提议由他开车去北加州旅游。那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旅游。晚上，我们在帐篷里并排躺下。他躺下后又坐起拿了件衣服隔在中间，说他知道中国的传统习惯，那股认真劲儿把我逗笑了。正想睡去，他却抓住我，俯到我耳边轻轻说他爱我。我挣开他：“不!你是个球坛明星，我热爱科学，我们的爱好不一样。我们只能成为好朋友。”
旅途结束我走下他的车时，他问我,你爱科学，是不？我点了点头。于是我认识了马克——我的第二任男友。
尤西事先没通知我，只是请我周末聚会。认识不认识的一共六人。时间不知不觉过去，我频频注视尤西，按惯例，是该他送我回校的。可他一反平时，倒是我沉不住气了，他似乎有点吃惊地说：“呀，这么迟了!”接着嘴角露出狡黠的笑，向马克挤了挤眼，“能劳驾你送寿小姐回校吗？”马克微笑地打开了他的车门。我刚跨进车，尤西探过头，低声说：“你不是喜欢科学吗，他是才子，加理的高才生……”
当我合上眼睛的时候，我能对自己说，我没有浪费我的生命
POMONA毕业后，哈佛、耶鲁等大学都免试录取了我。因为马克在加州理工学院，他坚持要我去加理。再者，加理是个很优秀的学校，因此我去那里的生物系做研究生。好笑的是一年后我们就吹了。
马克是个弃儿，养母常酗酒，他是在缺少爱的环境里长大的。父亲来美参加毕业典礼，住在他这里，他毫无节制地玩电子游戏到凌晨，然后睡到近午。起来问父亲早上吃什么？父亲肚子早咕咕叫，可中国的客套使他说你忙你的吧。他果真去忙自己的没了踪影。父亲承认有文化差异，但认为在缺少爱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懂得关心别人，后来我进了加理，与他接触多了，感到确实是这样。于是我们吹了。
在加理，有段时间，我的课题进行得很不好。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我从来没有尝到过那种压抑：每天看着钟，等着它指向5点便逃回家。研究和上课是完全不同的：研究没有期中期末考试，但每天都是一种不同的考验。我一向认为自己的意志力很坚强，根本没料到我居然也会那么脆弱。科学研究使我认识到我的弱点。
就在那时，我看到加理有跳舞课，想与其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，还不如去学点跳舞——我一直想学，但从来没有机会。而且，我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成家了，待在实验室是碰不到好郎君的。很偶然，我在跳舞课上认识了一个物理系的研究生，他也是因为课题进行得不好用跳舞来逃避。几年后，我们这一对“难友”结成夫妻。
我当时非常喜欢跳舞，但跳舞的欢乐是极短暂的。一结束，科学研究的压抑感重又笼罩着我。后来，在老板和合作者的帮助下，我课题有了苗头，便根本没有时间或心思再去跳舞。仅一年之后，课题便出了成果，我们的文章在《细胞》杂志上发表。这个成果还使得我的论文在加理获得“最佳生物论文” 奖。科学研究，慢起来很慢，快起来倒也很快。
有时总是想，科学和我好像是父母替我定的“娃娃亲”。我遵照父母的愿望，成了科学家。后来，科学又成了我得到自由的跳板。如果父母让我像美国孩子一样自然发展，我会选择科学吗？也许，我会成为作家，或戏剧家？
我问我老板他父母小时候管不管他的，他说从来不管。对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，他在他父亲开的机械店里工作了一个夏天，父亲让他干的工作是，把一个螺丝拧到一个孔里，就这样重复8小时。有一天，他对自己说，“我不能看钟，因为一看钟，我会意识到时间过得那么慢。”他忍着不看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，一看才早晨9点，他便哭了。他说，这种工作做过之后，你会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是一种莫大的享受——因为每天都在变化。我问他研究科学是为什么，他承认在加理当教授满足了他一定的荣耀心，但是他绝对不是光为了荣耀或自由做科学——对于他来说，科学那么有趣，因为大自然无奇不有。
加理毕业前，我绿卡已经拿到了。我问自己，“我有基本的自由了，现在该做什么呢？”说实话，赚大钱对我的诱惑力并不小：我多么想在旧金山置房安家，我还想周游世界，还想把钱捐给我的母校们，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以及世界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基金会。看看周围很多同年龄的人都开始给公司做，买房子，养孩子，开始稳定的生活。但是基于对科学的热爱与对自由的向往，我选了个“清水衙门”，和一条冒险性大的路：博士后研究，而且和新婚的丈夫两海岸分居。
父母也反对我去纽约，他们建议可以在加州的名牌大学做博士后。但我认为我必须进入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历练，且乐可菲尔又是与加理完全不同的名校，开阔视野博采众长有利于我的科学研究。我决定背水一战，研究数学与生物结合。我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。如果成功——我会成为一个独特的科学家。那么我可以当助教授——那样，我就成为实验室老板，便不用在人之下——可以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吧。如果失败，那么我赔进去的将是一生中最可珍贵的年华。
我常想，如果我做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，那么我会多幸福。仔细想来，我其实对钱不是看得很重，我绝对不会穷的。那么在这个之上，有多少富都是相对的，但我希望我的一生充实。当我合上眼睛的时候，我能对自己说，我没有浪费我的生命，因为我的生命已经转成发现大自然的秘密。因为大自然是永恒的，那么我也永恒了。哪怕别人不知道我的名字。
我之所以说这些，是因为我想让学弟学妹们知道求学之路上的曲折并不可怕，一时的堕落和脆弱也不可怕——它们都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，重要的是不断地学习到一点东西，从中成长起来。 ¶ 11:30 PM
